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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浦江县人大学习践行“浦江经验”的实践与思考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倡导并带头到金华市浦江县下访接待群众，推动形成了“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为主要内容的“浦江经验”。20年来浦江县人大持之以恒学习践行“浦江经验”，切实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成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一、坚持和发展“浦江经验”的时代价值

　　“浦江经验”既符合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也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高度契合，对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浦江经验”提倡干部下访，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浦江经验”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面对面做群众工作是最管用的方法。领导干部在与群众面对面接触时原汁原味地掌握社情民意的第一手资料，真正起到了解群众呼声、掌握基层实情的作用，从而为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领导约访为主动走访，主动深入基层群众，访民情、听民意、暖民心、汇民智，既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保障其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确保了的主体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传承弘扬“浦江经验”，人大责无旁贷，理应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二)“浦江经验”强调事要解决，是切实保障人民权益的重要体现。把落脚点放在“事要解决”上，是“浦江经验”带给我们的又一有益启示。领导干部要主动下访去发现基层能解决而不解决的问题、解决基层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发挥在解决重大复杂基层工作问题中的主力军作用，全面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发挥制度优势和职能优势，主动钻进“矛盾窝”“群众堆”里，摸透情况、找准症结，推动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迎着问题上、盯着问题抓，真正啃下“硬骨头”，把工作干到百姓“心窝里”。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更应学习践行“浦江经验”，积极回应群众新要求新期待，通过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诉求，践行好“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三)“浦江经验”突出基层调研，是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的重要体现。“浦江经验”要求干部下访，直接奔赴基层“矛盾窝”，所了解的往往是基层群众急难愁盼的诉求，所面对的往往是基层治理中各类久拖难决的“疑难杂症”。其本身就包含了以问题为导向做好调查研究的内在要求。对于人大而言，调查研究是一项基本工作方法，学习践行“浦江经验”，高站位、广视角、大格局谋划调查研究，是职责所在、使命所然。人大要从“浦江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深入调研、精准发力，拿出有理论高度、有实践深度的调研成果，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同时，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提出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思路办法和对策措施，推动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科学的决策和具体的成效，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

　　二、浦江县人大学习践行“浦江经验”做法成效

　　浦江县人大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下访时的殷切嘱托和谆谆教导，传承弘扬“浦江经验”，在“深化”上下功夫、在“内化”上见真章、在“转化”上求实效，持续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

　　(一)真下基层，拓展民意收集渠道。“浦江经验”提倡，领导多下去，群众就少上来，变“坐堂等访”为主动下访，直面群众。浦江县人大遵循指引，笃行扑下身子听的群众路线，将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延伸到基层“最末梢”。一是全员下沉，紧贴群众听民意。县人大常委会领导定期下访，每月15日分别到联系乡镇下访约访，每月至少一次进驻“社会治理中心”值守接访，包乡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全县人大干部联村走访，每月至少4次联村进户，每次走访农户不少于5户；各级人大代表随时走访，同坐一条板凳、同围一张桌子，收集群众的愿望和诉求，形成人员“自上而下”、民意“自下而上”的社情联察工作模式。二是渠道下沉，从民出发收民声。统筹推进代表履职平台县乡村一体化建设，实现基层活动阵地全覆盖，推动站、点、岗深度融合，将民情民意收集触角延伸至所有村(社区)。每周人大代表进站“一轮值”，每月活动设定“一主题”，每季民情茶馆聚焦“一热点”，实现民情民意收集常态化，架好群众“连心桥”。将全县1029名五级人大代表上墙“亮码”，实现民呼我应、一码直通、闭环流转，让遇事找代表成为群众的习惯。三是业务下沉，以民为本为民生。下沉各专(工)委核心业务，拓展基层单元“联、商、督、促、智”功能；下沉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重心，打造“家务事”“田间叙话”等载体，多形式多渠道无缝对接社情民意；下沉各部门服务事项，每月至少1次组织部门进站报告工作、征询意见、解决问题，推动政府行政更合民意。

　　(二)真解难题，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浦江经验”强调，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注重从源头查找矛盾问题产生的原因。实践中，浦江县人大敢钻“矛盾窝”，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和代表作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诉求，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一是“有事找代表”，面对面回应诉求。建立人大代表联系基层治理网格制度，将全县1029名五级人大代表融入507个基层治理一张网，建立健全“主动帮办、联动服务、全程督办”的“有事找代表”工作流程，做到民意“网”中集、诉求“格”中办、化解在萌芽。二是“代表直通车”，实打实解决问题。搭建“代表直通车”平台载体，针对群众呼声高、涉及面广、破解难度大等久而未决问题，组织人大代表、常委会各委办、“一府一委两院”负责人进站会商，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关切、历史遗留、久而未决的突出问题。三是代表“好家风”，引领文明新风尚。积极探索“代表+好家风”模式，通过开展人大代表带头立家训、晒家风以及“孝义好家风，人民好代表”评选等系列活动，推动代表积极主动调解邻里纠纷，倡行团结友爱、尊老爱幼、勤俭致富、爱家爱国的好家风，带动村风、民风持续好转。

　　(三)真办实事，赢得人民群众满意。“浦江经验”以办实事解难事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浦江县人大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标准，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一是“四维闭合”督办群众操心事。推出“四维闭合”监督法，紧贴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关切领域，从“收、办、督、评”四个环节入手，构建环环相扣、步步推进的全流程管理闭环，有效解决群众所急所盼。二是平台联动网办群众揪心事。如依托省市人大数字化统建平台和基层单元建设，“全量归集”社情民意受理渠道，联动基层治理四平台和8890便民服务平台，健全民意收集接诉即办、分类办理、评价反馈机制，有效缩短群众诉求解决周期，实现群众诉求“马上办、网上办”。三是“微民生实事”快办群众烦心事。每年安排2000万元“微民生实事”专项资金，推动解决囿于“单个项目资金量小，审批程序过长，相关政策支持欠缺”等因素影响而无法及时落实的急难小事。

　　(四)真情履职，满足美好生活期盼。“浦江经验”要求领导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是深入基层调研的具体形式和基本要求。浦江县人大坚持问题导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找准切入点、发力点，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一是“一站一特色”，谋划发展方向。以代表联络站为依托，调研分析区域优势，统筹谋划特色产业，精准定位发展方向，持续推动乡村振兴。二是“一小组一项目”，对症开方施良策。县人大常委会组建10个代表监督小组，“一对一”联系10个涉及面广、投资体量大、带动支撑力强的重点项目，充分发挥组内代表的优势和特长，走访调研摸实情、跟踪监督出实招、服务闭环求实效，力促项目早开工、优建设、快建成，让大项目、好项目成为浦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三是“一代表一企业”，暖心服务强信心。深入开展“履职在一线、助力三大年”等主题活动，抓实“千名代表进千企”载体，持续提升营商环境，一体推进改革创新开放。县人大常委会领导挂帅招引头部企业，专(工)委课题调研“五大战略”，代表“一对一”精准服务中小微企业，推动经济发展蹄疾步稳，产业结构提质向好。

　　三、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浦江经验”的思考

　　20年来，从浦江的破题到全省的实践，再到全国范围的推广，“浦江经验”熠熠生辉，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历史主动精神。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要不断从中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展现人大为民履职、为民谋利、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一)坚持固化经验，用好制度成果。“浦江经验”虽然是领导接访下访制度，但其中蕴含的人民立场、群众观点、科学方法，对于各项工作都有很强的指导借鉴意义。为此，要在深刻把握“浦江经验”精髓要义的基础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找准研究的结合点、切入点，系统总结提炼新经验，从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更广视角梳理一批可示范、可推广的生动案例，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为丰富和发展“浦江经验”探索更多的路径方向。人大要立足自身职能，把同类问题合并研究，通过代表建议等助推地方性法规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通过制度文件的形式把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更好巩固创新成果、保障规范有序。

　　(二)坚持人民至上，走好群众路线。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发挥人大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坚持将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人大工作的各个方面。要在进一步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上多作探索，让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反映，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主要民主渠道得以实现。要坚持代表主体地位，立足基层人大代表工作实际，创新“代表联系网格”“民情茶馆”等联系群众的活动载体，真正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三)坚持依法履职，干好主责主业。在基层矛盾千头万绪、牵涉众多，无法单靠群众自治来解决，需要依靠党委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以及社会对于这种权力“下沉”给予反馈而形成的共治，因此，更好发挥人大桥梁纽带作用尤显重要、尤为必要、尤其紧要。“浦江经验”提倡领导下访时要与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围在一张桌子上”研究问题，通过现场把脉问诊、多部门联合会诊，推动“疑难杂症”的解决，在这方面做了先行探索与实践。要遵循“浦江经验”的科学方法，聚焦人大主责主业，开辟新思路、探索新路径、实践新模式，切实发挥人大职能优势，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形成多元共治的良性循环，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增强发展动力，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中促进社会和谐。

　　(四)坚持以学正风，担好为民使命。人大作为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要学习践行“浦江经验”所蕴含的务实作风，落实好领导带头、以上率下的要求，推动人大自身及政府工作重心下移、政策下倾、资源下沉，坚持在群众“最盼”上下功夫、“最急”上想办法、“最怨”上促整改，自上而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诉求，使人民群众真正在改革发展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认同感，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要建立和群众良性互动的沟通渠道，不断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把握群众所盼所忧，解决群众所需所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锤炼作风、提升本领，切实做到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作者：郑文红，为浦江县人大主任) 【编辑:付子豪】

　　作者：应腾(浙大城市学院教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开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强化法治保障，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基础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构建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各重点区域、各种类资源、各环境要素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在生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的基础上，今后还应加大制度创新供给，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修订，加快开展碳中和专项立法研究，修订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监管执法力度最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最显著的时期，基本建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必须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强化制度的有效执行，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让生态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任何松懈都有可能产生“木桶效应”，影响整体实效。今年是第三轮督查开局之年，需要保持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高压态势，把严的基调和问题导向贯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执法监管始终，压实保护工作的政治责任，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强化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让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高水平环境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借助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等手段，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规范环境治理市场，建立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生态损害成本、环境污染代价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经营主体主动进行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提高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绿色发展逐步完善体制机制，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清洁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面对美丽中国建设新的目标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以能源和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为抓手，通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环境标准提升，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和空间结构转型升级，制定绿色生产行业标准，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有力保障。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粗放利用问题依然存在。通过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化交易的价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建立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的一整套制度体系，能够以市场化交易形成的资源环境要素价格为指引，提高资源环境要素在不同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配置效率，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加强科技支撑，增强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动力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面对碳减排约束与未来经济增长空间之间的矛盾问题，必须发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对于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作用，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以先进适用技术手段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科技创新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变量。2012年以来，我国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大幅提升资源利用率，改变了以要素低成本优势为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的要求，必须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等技术创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数字技术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的重要抓手。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也存在自然恢复的局限和极限，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实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的基础上，须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通过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基于大数据的环境监管和修复技术发展，加强“双碳大脑”“虚拟电厂”等创新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实现一体化的自然生态保护与修复，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方法，加快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协同

　　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创造条件加快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制度，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财税制度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基本手段。推动市场主体和社会各方护绿、增绿、谋绿，需要进一步用好财税政策“指挥棒”，强化财政支持、税收政策支持，发挥好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和税收政策激励约束作用，建立健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统筹整合节能减排、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湿地保护等专项资金，调整优化财政预算科目，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对绿色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完善绿色税收制度体系，通过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措施，促进产业实现绿色发展。

　　优化环境经济政策是引导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聚集的重要途径。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形成扶绿、促绿的良性循环。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强化金融支持、价格政策支持，健全财政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培育绿色金融体系，通过风险补偿、专项奖励、绿色发展基金投入等方式推动市场化多元化投入，使财政资金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绿色收费价格机制，不断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引导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4日 06版) 【编辑:梁异】